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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“七仙女”严凤英:文革自杀后惨遭剖腹

时间:70-01-01 08:00 来源:

  “没有严凤英,黄梅戏或许仍然能够发展,但不可能在全国众多剧种中迅速崛起”,王长安主编的《中国黄梅戏》这样评价严凤英对黄梅戏的贡献。黄梅戏的声誉鹊起是和严凤英的表演分不开的,观众对黄梅戏熟悉是从对她的熟悉开始,对黄梅戏的喜爱和迷狂也是从对她的表演、对她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欣赏开始。

  1952年11月,严凤英随安徽省赴华东观摩演出团赶到上海,在当时的黄金大舞台演出,立刻轰动了上海。当时上海的观众最欢迎的黄梅戏剧目是载歌载舞的生活小戏《打猪草》,最推崇的演员是年仅22岁的严凤英。

  这是黄梅戏第一次真正走出地域的界限,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在一篇文章中说,黄梅戏的演出,无论是音乐、戏剧、舞蹈都淳朴、健康,但是又很丰富、活泼、生动,“从演出中,我们仿佛闻到农村中泥土的气味,闻到了山花的芳香。”

  1954年,严凤英出演了《天仙配》中的七仙女。她用真挚的感情塑造的七仙女崭新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,至今仍有人认为:严凤英是七仙女,七仙女是严凤英。在七仙女与董永生离死别的那场戏中,严凤英把七仙女复杂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“每逢演到这里,我总是止不住内心的悲痛,大哭起来,一直哭到卸完妆,自己劝自己:这是演戏啊!但总是不行,老怕他会遭到什么不幸,老怕他离开了我”,严凤英后来回忆说。

  1955年,《天仙配》被拍成电影,在全国上映,创造了当时中国大陆票房的最高记录,有的观众甚至看过十八场。

  严凤英一生主演了60多个剧目,其中,《天仙配》、《女附马》、《牛郎织女》三部黄梅戏电影,犹如三座艺术丰碑,使黄梅戏走出安庆,轰动全国,跨出国门,享誉东南亚。

  “又谁知花正红时寒风起,再要回头难上难!”《牛郎织女》的这两句唱词竟然成了严凤英一生命运的写照。

  1966年,正在旌德一带农村巡回演出的严凤英接到通知,赶回合肥参加那场“触及每个人灵魂”的“大革命”。她和当时的每一个人一样,响应毛主席的号召,积极投身运动,改造和锻炼自己。但很快,她就知道了这远非她想象的那么回事,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成了专门传播小道消息、进行人身攻击的工具。这些大字报说严凤英是“的文艺黑色人物”,“是周扬的黑干将”,还把她在旧社会遭受的凌辱演绎成了骇人听闻的“桃色事件”。这些所谓的“私生活”秘闻像一把把尖刀,无情地向她刺来。

  严凤英不明白,她曾经控诉旧社会倒出的苦水,怎么会变成她的罪行?造反派的谩骂声不时在她的耳边响起:

  “那些军官、地痞流氓虽说枪毙了,但是,在某种意义上来讲,他们也是受害者,受了你的害!你拿黄梅调害了他们,你要不是女的,长得不漂亮,不在台上唱戏,他们想得起来侮辱你、迫害你吗?!”

  后来甚至有人造谣说,严凤英是潜伏下来的特务,私藏着微型发报机和无声手枪,经常与台湾特务保持电台联系。讹诈、逼供、抄家、体罚随之而来,但此时的严凤英依然坚强地寻求着生路。

  1968年4月5日,《红安徽》报发表了题为《向文艺界的阶级敌人发起猛攻》的社论,说严凤英反对“伟大的旗手”,围攻了“革命样板戏”,是“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”,指控她为“现行反革命”。

  严凤英是怎么“围攻”了“革命样板戏”的呢?她的“同案犯”柏能驹在纪念严凤英诞辰七十周年时曾回忆说:

  1964年6月,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在北京举行,安徽没有剧目参加,只派出了一个以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部长徐味为首的七人观摩小组。当时,我在省文化局剧目研究室工作,因病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,很想到北京看戏,副局长江枫表示同意,说换个环境也好。他告诉我,省黄梅戏剧团演员严凤英、王少舫和省庐剧团主要演员鲍志远也想去观摩,要我们一道去,并要我负责安排好。听说陈毅副总理招待马里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《智取威虎山》,我们想方设法搞到几张票去看个究竟。当时剧中人少剑波由著名老生纪玉良扮演,杨子荣由著名武生李仲林扮演,在看戏过程中,我们议论过“纪玉良迈着八字步,不像解放军指导员”,“李仲林演得像武松”,“戏有点松”等,既没有涉及到那场争论,更没有提到“”两个字。谁也没有想到四年后,这次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的北京之行却成了一件大事,竟然成为一项“有预谋、有计划进行反革命活动”的大罪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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